上海财经网【上海财经号】:▲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海外文物回归成果展上展出的兽首。| 王颂摄 (消博会组委会提供)海口，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海外文物回归成果展展厅。一群身着蓝色马甲的儿童记者涌入，围观首次亮相消博会的四尊圆明园兽首，向解说员提出一连串问题：为什么是国宝？怎么回来的？为什么要让它们回来？“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兽首自此流失海外，成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小朋友们很耐心地听着，或许他们还无法完全明白文物回归的重要意义和艰辛历程，但至少，他们的心里从小就会贯以“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感触。近代以来，众多文物流失海外，是中华文明之殇。让流失文物回家，是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的使命，政府也在不懈地努力。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表示，从1949年至今，我国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各种方式，坚定追索流失文物，积极参建文物返还国际秩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但不能否认的是，无论是外交协商、商业回购、捐赠或持有人主动归还等方式，国宝的回家之路在未来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充满机遇却又荆棘遍布。艰难与执着

本次成果展，保利文化携保利艺术博物馆馆藏牛、猴、虎、猪四件圆明园兽首铜像（仿制品），以及数件具有重要文物回流价值、行业影响较大、市场价值高的文物和艺术品与观众见面，如明代吴彬的《十面灵璧图卷》、艺术家黄胄的《欢腾的草原》等。一批又一批的观展者来到保利展台参观四尊圆明园兽首（仿制品），人们对当年购回兽首的种种细节充满兴趣。确实，它们走过一条无比曲折的归国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不远处，面对着这些回归文物，平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波澜的心。他是保利文化常务副总经理李卫强。消博会是展示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进境便利化政策的平台，进境便利化措施将会利好海外文物回归。李卫强作为保利海外文物回归的管理者，自然明白，文物回归的每一次微小进展都是艰难的。尽管近年来成果与利好不少，总归仍是道阻且长。外界的观展者很难认识到，像李卫强这样的中国人昔日在海外拍卖会上的那种无奈。海外收藏机构占有了那么多的文物资源，卖出一件，立刻又能掏出更大更昂贵的另一件。他们玩弄着市场行情，任意标价是理所当然的。兽首展柜的另一侧，陈列着此次展出的清乾隆黄地素三彩折枝花卉双龙大盘和明晚期铜鎏金青龙护法立像真品。那尊护法立像，高不过30厘米，人物衣裙飘逸、神态自若，据考是来自于道教祭祀场所，可能与明嘉靖帝及后世对道教的尊崇有关。它原属英国伦敦三大老牌古董商之一的斯佩尔曼（A&J Speelman）旧藏。斯佩尔曼家族囤积了大量的明代铜鎏金塑像，在市场上的出手可谓稳准狠。2006年，斯佩尔曼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一口气推出14件明永乐-宣德年间宫廷造像。其中一尊高72.5厘米的“大明永乐年施”铭款的大型鎏金释迦牟尼坐像以1.166亿港元成交，加上佣金总价达1.23596亿港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贵的金铜佛像。通过这番操作，斯佩尔曼成功把明代塑像的市场价格炒上了天。李卫强说：“中国人对流失文物寄予民族感情。海外古董商了解并且利用这一点去炒作市场热点。这一点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未变。”

这些年，不时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出“商业回购不应视为文物追索的有效方式”——国际市场上中国文物价格一路走高，跟中国文物收藏热潮有关。有些回购分明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却硬是与文物追索挂钩，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这个市场。商业回购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为，绑架国民的爱国热情不仅不道德，而且会给通过法律或外交途径追索文物造成障碍和困难。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的日子里，这种手段为我们拯救了大批海外流失文物。新中国成立伊始，郑振铎等老一辈文物工作者深思熟虑，通过建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等方式，在国力维艰之时仍为国家追回大批珍贵文物，开启了流失文物回归的恢弘篇章——“第一重要的是：先购董源的溪山行旅图轴。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齐卷等，应先收”“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购的大好机会。惟必须十分的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坏人钻空子”……字字珍重，句句用心。这绝非易事。消博会上展出的一件西周倗季凤鸟尊，是由时任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蒋迎春亲手接回来的，这一路可谓千辛万苦。2003年，一位收藏圈内人士告诉蒋迎春及他的同事，听说海外有人收藏着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凤鸟大尊。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鸟兽型青铜器尊也就几十件，且绝大多数是兽型尊，鸟型尊极少，凤鸟造型的更是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蒋迎春请人在海外打听了半年多，终于查访到了藏主。但藏主拒绝露面。最后经过中间人反复劝说，藏主答应将货运到香港一家古董店，由古董店作为中间人与保利洽谈。在这条路上，为了让更多文物回归祖国，广大中华儿女积极奔走，体现出了团结一致的向心力。有的甚至在花钱购回后无偿捐出……如果说购回与赠予，是软性措施，那么司法诉讼便是硬性手段。备受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民间跨国追索一案，就是以法治方式破解文物追索困局。但民间跨国司法诉讼同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教授认为，既然是诉讼，就会有输赢，结局如何不太好预测。万一败诉，下一步再由政府出面追索就很难了。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诉讼，即便判决原告获胜，但因为被告和文物均不在中国，也很难获得实质性补偿，无法实现追回文物的目的。可喜的是，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推进海外文物追索。比如，2019年，国家文物局接到举报，称一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将于日本进行拍卖。警方调查显示，这批文物从湖北随州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盗掘而来，是由实际持有人周某非法出口至日本。中国紧急照会日本驻华使馆。经努力，拍卖中止。周某表示无条件将国宝上交国家。对于那些早已流出海外的文物，中国也与相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与协商，根据法律进行追索。2018年，在国家文物局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向意大利正式提出返还要求，提供了详细的鉴定意见和法律依据报告后，米兰法院作出将796件文物艺术品返还中国的最终判决。每一次激动人心的文物回家，亿万网友总是会用暖心的“欢迎回家”刷屏，表达了对最美重逢的欣喜，更折射出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强大的中国是推动国宝回归最坚实的后盾。我国政府不断完善追索流失文物的法规制度，团结国内外正义、友好人士，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倾情奉献，使得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不断打开新局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保护力度、文物追讨力度持续加大，成功促成1800余件（套）流失文物返还。在国际公约框架下，我国政府与20余个国家就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签署双边协议，建立合作机制；主导制定反映文物流失国诉求的《敦煌宣言》，坚持呼吁历史流失文物应回归原属国，为完善文物返还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方案，圆明园虎鎣、秦公金饰片、皿方罍器身、曾伯青铜器等一大批珍贵文物，自欧洲、北美、日本等地重回祖国……推动国宝归来，需要热情，更要理性。我们需要做好文物追索的整体规划，开展国际合作，充分发挥政府间协商、民间人士积极作用，探索多样化文物追索路径。对李卫强来说，新的时代有新的使命。当前，保利文化正助力海南打造中国海外文物回归平台。他告诉记者，此次保利带来的两件文物真品，是特意经由海口海关、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报关入关做临时进境展览的。这次进境也为日后中国海南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能够顺利开展海外文物回流工作，做好前期准备。这段表述该如何解读？两件文物货值总计255万元人民币。相对于那些高热度的、动辄价值上亿的文物而言，不算昂贵。可以说，保利用它们做了一次文物进境的实验与演练。实验结果是：按照标准流程，文物报关进境通常需要15-30个自然日，这次仅耗费了5个工作日。时间缩短意味着给完好地抢救文物加保险，减少有人在某些环节蓄意破坏、调包文物的风险。文物早一天在境内落地，就少一天夜长梦多的困扰。李卫强淡然道：“你很惊讶吗？这样的事虽不多见，但确实真实发生过。”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的提梁神面卣，就曾在海外被打了6个孔，仅仅为了辨别其真伪，造成永久性伤害。此外，近年发生的文物非法外流案件中，就有盗墓者将完整的青铜器敲成碎片，运输出境后再粘贴成型进入交易市场的例子。除了进境便利化，税率政策也有变化。现行海关规定，文物艺术品入境需缴纳的关税加增值税税率约为20%，而文物艺术品的购买单价往往很高。加之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非常成熟，导致国内买家不愿将海外购买的文物运回内地。2021年，国家文物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 促进文物市场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积极研究调整促进海外文物回流税收政策。今年，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未来如果封关实现，到海南的文物和艺术品运输无需纳税，且出入境无限制。提到政策变化，李卫强显得很平静。相反，他说起了近年通过外交、法律层面追索找回的文物：“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从发现到追回，只用了五个月。五个月啊！”的确，比起费尽艰辛寻访流失文物的下落，比起动辄千万上亿的拍卖价格，追索返还文物的成果令人真正地爽快和高兴。

中心已形成了老中青不同年龄梯队的研究团队，涵盖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与科技检测分析等多种学科背景，形成了一批海外文物研究的学术成果。同时，中心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了中国海外文物领域的课程，正在成为中国海外流失文物领域的人才孵化基地。此外，上海大学还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这是国际博协在全球范围内唯一的研究与交流中心。正巧国际博协未来五年的重点关注议题中有博物馆去殖民化（即博物馆收藏的殖民背景藏品的处置归还）问题，因此我特地在去年的国际博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提议举办一次该主题的研讨会，得到了国际博协领导机构和学术机构的赞同和支持。

国际社会对于非法流失文物广泛关注、思考、研究，并将收藏相关文物的欧美博物馆持续置于道德聚光灯的烤灼之下。在文物流失国的不懈追索、国际公约精神的普及和社会舆论的施压下，近十年来，殖民背景文物终于成为国际文物流失的研究热点，以法国、德国、荷兰为代表的国家对待殖民背景文物的处理态度都逐渐发生了转变。我国晚清民国时期，作为曾经的“半殖民地”社会，也是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才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并支持中国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问题，这既符合国际公约精神和近年文物追索返还的趋势，也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合法权益的一种努力。关键是要扎实研究、加强宣传、形成合力、稳步推进。

海外文物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载体和物证，与国内文物一起构成中华历史文化“拼图”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存在关系到对中华历史文化完整性的认识。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在过去一百年里已逐步成为一种国际共识。1925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所所长就将其购买的一件八国联军从北京天坛掠走的宫廷瓷器归还中国，入藏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也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清查各地抗战期间文物损失情况，并向日本追索被劫文物。新中国成立以来，据主管部门统计，从1949年至2019年，中国通过各种途径，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共15万件流失文物回归祖国。近几年在各方努力下，又有多批次流失文物回归。

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途径主要有三种，即购回、捐回和追索。近年的数据统计也许存在“购回比例下降，追索比例上升”现象，但称之为趋势似乎为时尚早，因为近年的回归成果应该是厚积薄发、政府重视、国际合作等多种因素促成的，未来还存在不确定性。而且必须明确，并非所有海外中国文物都是非法流失文物，同样，近年从海外回流国内的文物也有很多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只有一部分才是流失文物回归，不能简单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文物具体分析研究。

相比庞大的流失海外文物数量，成功回归的文物仍不过是沧海一粟，特别是被公众寄予最大希望的法律途径所占比例较低。如何用好、用足国际公约、双边协定、当事国国内法，更多地运用法律途径追索流失文物，成为目前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面临的最大挑战。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已经加入一些国际公约，但公约本身存在一些溯及力和约束力的局限：第一，它对公约签署之前发生的事件案例，没有溯及力；第二，只有签约国才受约束，一些特别重要的文物收藏国并未签署公约；第三，文物流失方必须证明这些文物对自己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才支持返还，即便双边协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方面困难。此外，还有文物流入国的国内法等问题。

从追索返还流失文物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有愿望也有机遇还有能力，参与构建一个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文物交流新秩序。这一方面意味着权益，即有利于我国更多更快更好地追索返还历史上流失的珍贵文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责任，我们对于他国的非法流失文物同样必须按照国际公约精神或双边协议规定予以返还。我主张通过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建立互信、开展合作，在承认文物的重要价值、坚持流通的道德标准、正视历史的传承经历、默认法律的局限作用的前提下，以彼此谅解与相互合作的态度，来共同推进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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