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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无到有、由点及面。

十年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容。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十年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共建国家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合作领域越来越广，并帮助许多共建国家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使参与经济体的贸易额增加4.1%，吸引外资增加5%，使低收入国家的GDP增加3.4%。

值此，澎湃财经特别推出《对话十年》系列专访，与著名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业界高管等共话“一带一路”为国际经贸、产业、全球治理带来的新思路、新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进行了提前的战略谋划，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开辟新通道、打开新局面。”近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火车头”的作用，成功地在一些落后偏远地方产生较好的涓滴效应，使更多区域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帮助这些区域以互联互通为先导，助推经济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刘元春指出，目前全球治理面临着公共品赤字危机。他建议，在一些传统的体系里形成一些新的多边治理体系，来提供下一步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所必要的一些公共品。同时，他认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真正加大在绿色环保、共享等方面的力度，“从而用更为规范的方式来践行一些贸易投资的制度和标准。”

“一带一路”是战略的提前谋划

澎湃新闻：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您认为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

刘元春：“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来，对塑造我国对外开放格局方面产生了影响。首先是开辟了中国投资、中国外贸的新通道、新市场，整个“一带一路”的贸易量得到大幅度提升。2013年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11万亿美元。2021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进行了战略的提前谋划，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开辟了一些新的通道，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然，从“一带一路”本身来讲，是合作共赢、多方主体共建，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来讲，“一带一路”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火车头”的作用，成功地在一些落后偏远地方产生了较好的涓滴效应，使更多区域能够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也帮助这些区域以互联互通为先导，建成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平台。

澎湃新闻：如今，“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新形势，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外贸新局面？

刘元春：自疫情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传统的“低增长、低通胀、低投资、高债务、高风险”的局面转变成“更低的经济增长、更高的通货膨胀，更高债务、更大风险”的局面，这些毫无疑问会对中国整个外部环境产生剧烈冲击，外需会出现回落，这不仅是中国现象，更是世界现象。如果对比整个东亚和一些其他国家，我们整体外需状况还算是好的。与此同时，由于地缘政治风险的急剧上扬，美国对中国脱钩断链的压力加剧，对中国外贸外资在结构和总量的冲击加剧。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虽然受到世界市场整体回落、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等的强烈影响，但我们却开辟了一些新的战场，出现了新的增长点。

第一，通过十多年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我们在新能源领域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从去年开始，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等外贸“新三样”，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基础上，率先为全球贸易新格局的出现开辟了一条新路，2022年，我国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和汽车出口分别增长67.8%、86.7%和82.2%。

第二，我们通过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化经贸关系，使我们的出口得到很好发展，所以即使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的增长依然处于较高水平，2023年1-5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5.78万亿元，增长13.2%。

第三，虽然在逆全球化作用下，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很多打压举措，并推进“再工业化”，通过“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举措进行产业链供应链的再造，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在与中美、中欧双边贸易回落的同时，中国与他们进行“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的一些区域的贸易实际上出现了快速增长，这也足以证明实际上全球化进程是难以阻挡的，虽然欧美通过关税以及一些禁止性法案，阻碍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中国强大的竞争力是全世界所需要的。因此，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变化，实际上是值得全世界来反思的。

外贸对经济拉动作用下降既有战略布局，也有外部环境影响

澎湃新闻：您认为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减弱吗？

刘元春：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就在逐步下降，最重要的指标——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的64%左右下降到近几年的31%左右，另外一个指标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也从原来最高的1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2%的水平。实际上，我们接续在“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就在进行中国大市场、中国内循环的建设，因而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已经有所减少。

另外，中国要真正建成经济强国，必须要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不是简单地依存于外需。因此，从对未来的战略布局来讲，我们降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也是应有之义。

当然目前大家也会看到，由于逆全球化影响，全球经贸萎缩以及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萎缩，的确使中国外贸对经济的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回落。但是我认为不必过于焦虑，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体，其弹性韧性还是非常大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外贸回落，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同时也有一定的趋势性，但是我们对于对冲这样一些变化以及企业的转型，应该能够在近期得到很好的实现。

澎湃新闻：从贸易伙伴看，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等出口增速较快，东盟与中国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中国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速出现放缓，您怎么看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出口抬升是否可以对冲对发达国家出口的下滑？

刘元春：外贸格局性变化的确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种表现。因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欧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会逐步下降，同时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会迅速上扬，这种GDP比重格局的变化也会带来贸易格局的变化，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当然短期由于中美贸易冲突、大国之间的博弈、地缘政策的恶化在某些方面会进一步加速贸易版图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对欧美出口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在明显回落，但是对拉美、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出口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东盟，我们与之的贸易出现快速增长，这种结果是多元的产物：一是得益于RCEP的构建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发展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二是中国经济的辐射力是快速向整个亚洲区域深化的，因此贸易的深化也是很正常的。更重要的一点，由于东盟成为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进行离岸外包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地，同时也是美国进行“中国+1”战略的一个部署点，实际上东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中间作用，即中国与西方的间接桥梁。

当然东盟很多国家目前的发展阶段就像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中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因此其本身的快速发展也会导致他们需要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一些中国制造的商品。所以当前贸易格局的此消彼长里暗含着趋势性的变化，也暗含着一些结构性变化。

澎湃新闻：您认为对新兴国家外贸的抬升是否可以对冲对发达国家外贸的下滑？

刘元春：目前来讲，应该会起到局部对冲的作用，因为还是要看到，美国以及欧盟的经济体量、贸易体量，还是东盟区域无法替代的，并且东盟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转站。因此目前来看，中国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国际竞争下新的竞争力和一些新的合作平台，积极对冲目前整个外贸外资面临的一些压力。

澎湃新闻：我国在高新技术，尤其是在“新三样”上突破性的发展为外贸发展带来契机，但目前来看，体量相对较小，未来如果新技术、新产业想成为外贸的主要推动力，还需要做些什么？

刘元春：千万不能小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在工业社会，汽车生产、轮船生产是工业大国最重要的象征，这也是像德国、日本这些国家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的关键之一。目前由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汽车贸易国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因此它在未来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当然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扩大新能源汽车在国外市场的渗透力、扩大整个世界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肯定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因为新能源汽车的配套服务体系、配套生产体系在很多国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发达国家都已经高度关注新能源汽车这个赛道。

所以，第一，我们可能要逐步通过帮助一些新兴市场建立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第二，我们还要持续进行技术竞争，进一步降低成本，进一步提高新能源的质量，这里就出现了大国之间的竞争，谁能够进一步进行一些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关注。第三，在技术创新持续投入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进行国内市场的整合，因为目前全国进入新能源赛道的项目数量众多，在成本削减、研发投入上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因此可能下一步随着分化，我们也应当积极进行兼并重组，来进行企业规模化和创新化的主动作为。

要根据新的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为一些需要新公共品的国家提供服务

澎湃新闻：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哪些挑战？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哪些新形势？

刘元春：第一，目前全球治理面临着公共品赤字危机，大量公共品提供不足，这是一个难题，我们叫做“金德尔伯格陷阱”，即现在守成的大国没有能力提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品，但是又不愿意让新兴大国来提供，这就导致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从而导致发展不平衡、整体动力不足的一些现象。

第二，我们看到二战之后，美国建立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体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随着美国的一些“退群”行为、义务的不履行，一些组织体系已经出现崩溃，没有发挥作用。最明显的就是WTO，目前处于相对崩溃的状态，同时也看到像世界银行、IMF等，在一些宏观协调上也难以突破既有的一些利益导向。传统的全球治理的基础设施和组织体系无法跟进新时代世界所出现的挑战，各种利益难以平衡。

所以上述两种状态，导致目前的全球治理缺失。这种现象实际上过去在一些“一带一路”国家是重灾区，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没有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一带一路”国家，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品供给。

因此，中国在这方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成功地使大家以互联互通为主题，进行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标准的打通，从而实现多赢的局面。

这个局面有利于构建一些新的国际组织，来提供这些区域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品。所以目前来看，我们需要在一些传统的体系里形成一些新的多边治理体系，来提供下一步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所必要的一些公共品，因此大家会看到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的出现。我们可能要根据新的需要，建立相应的新的国际组织，真真切切为一些需要新公共品的国家提供服务。

澎湃新闻：下一步“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有哪些侧重和调整？

刘元春：第一，我们要真正加大在绿色环保、共享等方面的力度，从而用更为规范的方式来践行一些贸易投资的制度和标准。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原来的关注度不是很高，需要进一步加强，进一步打破欧美在一些领域“冷嘲热讽”的现象。

第二，我们要共同发展，可以通过进一步提供一些公共品，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新的契机。

第三，共同关注一些非传统风险对于双边经济合作的冲击，为进一步共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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